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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家8口随200元礼金去吃酒席，吃到一半却被主人赶了出去
腊月二十八，天还没亮透，我妈就把我从被窝里薅起来了。
她那张脸凑得近，嘴里还带着隔夜的蒜味儿，声音却压得极低，像是怕隔壁听见：“赶紧的，换你那件新买的羽绒服，别让你二婶他们抢了先。”
我迷迷糊糊坐起来，看了一眼手机，六点零三分。
窗外还是黑的，院子里那只老母鸡都没开始叫。
“妈，至于吗？”我嘟囔了一句，“中午才开席，现在去干啥？”
我妈已经转过身去翻衣柜了，头也不回地怼我：“你懂个屁。去晚了坐哪儿？上回你三舅公家办酒，咱们去晚了，坐灶台边上那桌，连个热菜都没吃上几口，全让端菜的给漏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叹了口气，开始穿衣服。
我叫陈秀莲，今年二十六，在成都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今年提前回了老家广元，本来想好好歇几天，结果赶上我表舅家办满月酒，我妈说什么都要拉着我去。
“你表舅家这次可是在镇上迎宾楼办的，一桌八百八的标准。”我妈把那件压箱底的红色羽绒服从柜子里拽出来，抖了两下，“咱们家八口人，随两百块钱，怎么着也得吃回本。”
八口人。
我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
我爸妈，我，我弟陈浩，我爷爷奶奶，再加上我二叔和二婶。
八个人，两百块。
人均二十五。
迎宾楼那个地方我知道，镇上最好的饭店，平时一盘回锅肉都要四十八。
“妈，”我忍不住说，“两百是不是有点……”
“有点啥？”我妈猛地转过头，眼神跟刀子似的，“你表舅家当初来咱们家吃席的时候，一家五口人就随了八十，我说啥了？这叫礼尚往来。”
我没再接话。
这话我从小听到大，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在我们这儿，吃席是一门学问。谁家随了多少，来了几口人，坐的什么位置，吃的什么菜，事无巨细全在亲戚之间口口相传，变成一本无形的账。你今天多随了五十，明天就有人觉得你在“充大头”；你今天少来了一个人，后天就有人说你“不把亲戚当回事”。
所以两百块八口人，在我妈看来，这叫“合情合理”。
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我爷爷坐在那把掉漆的藤椅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他自己泡的枸杞水。我奶奶站在他旁边，正往头上别一个黑色的发卡，别了三次都没别上，手一直在抖。
我走过去帮她别好。
她拍了拍我的手背，小声说：“秀莲啊，奶奶不想去，你妈非让去。”
“去吧奶奶，”我说，“迎宾楼的菜还不错。”
“不是菜的事儿。”她摇了摇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我二叔陈德福蹲在院子角落的水泥台阶上抽烟，烟雾在他脸前缭绕，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灰堆里扒出来的。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袖口磨得发亮，脚上一双解放鞋，右脚的大脚趾位置鼓了个包。
我二婶王桂兰站在他旁边，嗑着瓜子，瓜子皮吐得满地都是。她穿着一件亮紫色的棉袄，领口别着一枚水钻胸针，在晨光里一闪一闪的，看着挺唬人，但我知道那玩意儿是她去年在镇上两元店买的，上面的钻掉了好几颗，她用指甲油补过。
“嫂子，”王桂兰朝我妈喊了一嗓子，“咱几点走？我家德福还没吃早饭呢，就等着中午这一顿了。”
我妈从屋里探出头来：“马上马上，等浩浩起来。”
“还睡呢？”王桂兰啧了一声，“这都几点了，年轻人就是懒。”
我弟陈浩的房间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妈过去拍门，拍了七八下，里面才传来一声含混不清的“知道了”。
陈浩今年十九，在成都读大专，放寒假回来之后基本就没出过房间，天天打游戏打到凌晨三四点，白天睡到日上三竿。我妈对此颇有微词，但也就嘴上说说，转头该给他洗衣服洗衣服，该给他做饭做饭。
又等了将近二十分钟，陈浩才晃悠出来。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羽绒服，头发乱得跟鸡窝似的，眼睛肿着，脸上还带着枕头印。他打了个哈欠，看了我们一圈，说：“这么多人，跟逃难似的。”
“少废话。”我妈拍了他后脑勺一下，“赶紧洗把脸，走了。”
“不吃了再去？”
“吃啥吃，留着肚子吃席。”
我们一家八口浩浩荡荡出了门。
从我家到镇上迎宾楼大概三公里，平时打车十五块钱。但我妈说来回三十块太贵，非要走路。我爷爷腿脚不好，走几步就得歇一歇，我二叔倒是主动说背他，但我爷爷死活不肯，说“我自己能走，不用你背”。
我们就这么走走停停，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
迎宾楼门口已经挂上了红气球和横幅，上面写着“恭贺陈府添丁之喜”。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坐着我表舅妈和她妹妹，面前摊着一本红色的礼簿，旁边放着一个敞口的红色塑料筐，里面零零散散扔着些红包。
我妈走在最前面，脸上挂着那种标准的“亲戚见面专用笑容”，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递了过去。
“表姐，恭喜恭喜啊！”我妈的声音拔高了八度，热络得像是刚喝了蜜，“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
我表舅妈接过红包，捏了捏，脸上的笑容肉眼可见地僵了一瞬。
那个红包很薄，薄到几乎感觉不到厚度。
两百块钱，两张红票子，连个钢镚儿都没有。
“哎呀，来就来了，还带什么礼。”表舅妈说着客套话，但眼神已经从我身上扫过去了，扫过我爸，扫过我爷爷奶奶，扫过我二叔二婶，最后落在陈浩身上。
八个人。
她的嘴角抽了一下。
“里面请，里面请。”她把红包扔进塑料筐里，声音已经没了刚才的热络劲儿，变得公事公办起来，“靠门口那几桌是给亲戚留的，你们随便坐。”
靠门口那几桌。
我往里瞥了一眼，所谓的“靠门口那几桌”就在大门边上，紧挨着传菜口，门一开冷风就往里灌，而且桌布都是皱的，椅子是那种最便宜的塑料凳，跟里面那些铺着红绒布、摆着转盘的大圆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行，我们坐那儿就成。”我妈倒是毫不在意，招呼着我们往里走。
我们八个人挤在一张十人桌上，旁边还空了两个位置。桌上已经摆了几碟凉菜，一碟拍黄瓜，一碟花生米，一碟凉拌木耳，一碟蒜泥白肉，分量都不大，花生米盘子边上还缺了个口。
陈浩一坐下就掏出手机开始打游戏，耳机一戴，谁也不理。
我二婶王桂兰倒是不客气，拿起筷子就夹了块蒜泥白肉，塞进嘴里嚼得吧唧响，边嚼边说：“这肉切得也太薄了，跟纸似的，迎宾楼现在也学会偷工减料了。”
“你少说两句。”我二叔瞪了她一眼。
“我说啥了？我说的是实话。”王桂兰又夹了一块，“不过这味儿还行，蒜放得足。”
我爷爷坐在靠门口的位置，冷风从门缝里灌进来，他缩了缩脖子，把中山装的领子立了起来。我奶奶从兜里掏出一条围巾给他围上，动作很慢，手指还是抖。
我看得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爷爷，咱换个位置吧，你坐里面来。”
“不用不用，”他摆了摆手，“坐哪儿都一样，吃个饭嘛。”
人陆陆续续到齐了。
大厅里渐渐热闹起来，服务员开始端着托盘穿梭，热菜一道接一道往上端。先是红烧肘子，然后是清蒸鲈鱼，接着是油焖大虾，蒜蓉粉丝蒸扇贝，一盘比一盘硬，香味弥漫在整个大厅里。
我妈眼睛都亮了。
“看见没？”她侧过头小声对我说，“这标准，八百八一桌真不亏。肘子这么大个，虾也新鲜，咱今天可得吃回来。”
她说话的时候筷子已经伸出去了，夹了一大块肘子皮，颤颤巍巍地放进我奶奶碗里，又给我爷爷夹了块鱼肉，挑刺挑得仔仔细细。
“妈，你自己也吃。”我说。
“我知道，你别管我。”她嘴上说着，手上动作不停，给我弟碗里夹了一只虾，又给我爸碗里夹了个扇贝，“浩浩，别玩了，先吃饭，这虾凉了就不好吃了。”
陈浩头也不抬：“等会儿，我这把打完。”
“打什么打，饭都顾不上吃了？”我妈把虾直接剥了壳，塞到他嘴边，“张嘴。”
陈浩不耐烦地偏过头：“我自己来，你别喂我，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妈讪讪地收回手，把虾放进他碗里，转头又去给我二叔夹菜。
我二婶王桂兰根本不用人招呼，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她面前的骨碟里已经堆满了虾壳和骨头，筷子在盘子里翻来翻去，专挑肉多的部位夹。她夹扇贝的时候还要拿起来看一看，个头小的直接扔回去，换一个大的。
“桂兰，”我二叔压低声音，“你差不多得了，别跟没吃过饭似的。”
“你管我？”王桂兰白了他一眼，“咱随了礼的，不吃白不吃。再说了，嫂子不也说了吗，得吃回本。我这是响应嫂子号召。”
我妈在旁边听着，脸色有点不太好看，但也没说什么。
吃到一半的时候，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先是服务员端上来一道东坡肉，按理说应该是整桌最硬的菜，但我们这桌上的东坡肉明显比旁边几桌小了一圈，而且肥的多瘦的少，颜色也偏深，像是回锅热过的。
我妈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夹了一块。
然后是那道甲鱼汤。
旁边桌上的是整只甲鱼，汤色奶白，上面飘着枸杞和红枣。端到我们这桌的时候，甲鱼变成了几块碎肉，汤也稀稀拉拉的，像是兑了水。
“这啥意思？”王桂兰先不干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凭什么他们桌上的是整只的，我们这就剩汤了？”
服务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被王桂兰这一拍吓了一跳，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可能是厨房那边分的时候没分匀，我去问问。”
她转身走了，再也没回来。
接着上来的几道菜，一盘比一盘敷衍。
糖醋排骨全是骨头，肉少得可怜。干煸豆角炒过了头，黑乎乎的，一股糊味儿。就连最后那道果盘，别人桌上的是切好的哈密瓜和火龙果，我们这桌上的是几块蔫了吧唧的西瓜，边上还带着籽。
我妈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她放下筷子，环顾了一圈大厅，目光最后落在远处主桌上正敬酒的表舅身上。
我表舅陈德贵，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唐装，满面红光，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笑得跟弥勒佛似的。他敬到哪桌，哪桌就站起来跟他碰杯，说几句吉利话，气氛热烈得很。
但他始终没往我们这桌来。
“我去找他。”我妈站起来。
“算了嫂子，”我二叔拉住她，“吃顿饭嘛，不至于。”
“什么不至于？”我妈甩开他的手，“两百块钱不是钱？咱们八口人大老远走过来，就给我们吃这个？”
她刚迈出一步，一个人影挡在了她面前。
我表舅妈。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门口那张桌子挪过来的，站在我们桌边，脸上挂着笑，但那笑意没到眼底，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地维持着一种礼貌的疏离。
“表姐，”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刚好够我们这桌听见，“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妈站住了：“什么事？”
“是这样，”表舅妈搓了搓手，目光从我们八个人脸上一一扫过，“你们家来的人有点多，里面主桌那边有几个亲戚没位置坐，你看……你们这边能不能腾几个位置出来？”
这话一出，整桌人都愣了。
什么叫“腾几个位置”？
来吃席还有被要求让座的？
我妈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了，从沉变成了铁青。
“什么意思？”我妈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们一家人坐这儿吃饭，碍着谁了？凭什么让我们腾位置？”
表舅妈的笑容淡了一些，语气也变了，不再客气，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轻慢：“表姐，咱们都是亲戚，有些话我不想说得太明白。你们家八口人，随了两百块钱，坐了一桌，吃的喝的都没少，这事儿传出去，你让德贵以后在亲戚面前怎么做人？”
这话说得够明白了。
两百块，八口人，你们不配坐这儿。
我妈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周围几桌的人已经朝这边看过来了，有人停下筷子，有人交头接耳，目光里带着各种各样的意味。有好奇的，有看热闹的，有幸灾乐祸的。
我爷爷放下筷子，慢慢站了起来。
他的腿不好，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赶紧扶住他。
“德贵家的，”我爷爷的声音不大，但很稳，“你的意思是，我们随的礼少了，不配吃这顿饭？”
表舅妈没说话，但那个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行。”我爷爷点了点头，拿起他那瓶枸杞水，转身就往外走，“秀莲，扶奶奶起来，咱走。”
我奶奶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看了表舅妈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跟着我爷爷往外走。
“爸！妈！”我妈急了，追了两步，又回头瞪着表舅妈，“行，你们真行。陈德贵呢？让陈德贵出来跟我说话！”
“德贵在敬酒，没空。”表舅妈抱着胳膊，语气越来越冷，“表姐，我劝你别闹，闹大了对谁都不好。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今天这顿饭你们随了多少，来了多少人，哪家亲戚像你们这样的？我不说，不代表别人看不出来。”
“你——”
“嫂子！”我二叔一把拉住我妈，把她往后拽，“算了，走，不吃了，咱不吃了。”
王桂兰倒是不干了，她抓起桌上那碟花生米，连碟子一起摔在地上，瓷片四溅，花生米滚了一地。
“什么玩意儿！”她指着表舅妈的鼻子骂，“当初你们家去我们家吃席的时候，五口人随了八十块，吃了整整两桌，我们说过半个不字吗？现在你们家发达了，在镇上办酒了，就嫌我们穷了？嫌我们随得少了？我告诉你，就你们家这破席，八百八一桌？我看连四百都不值！”
周围彻底安静了。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
表舅妈的脸青一阵白一阵，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我表舅陈德贵终于出现了。
他端着一杯酒，从人群中挤过来，脸上还挂着那副弥勒佛似的笑，但那笑容在看到地上的碎瓷片和王桂兰指着表舅妈鼻子的手指时，瞬间凝固了。
“怎么回事？”他放下酒杯，看了看表舅妈，又看了看我们，“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我妈冷笑一声，“你问你老婆啊。我们一家八口，大老远走过来给你贺喜，两百块钱是少了点，但这是我们的心意。你老婆倒好，吃到一半赶我们走，说我们随的少，不配坐这儿。陈德贵，我就问你一句，这亲戚，你还认不认？”
陈德贵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转头看向表舅妈，眼神里带着质问。
表舅妈梗着脖子：“你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你看看他们那桌吃的，肘子吃了大半盘，虾壳堆了一桌子，八个人挤一桌，随了两百块，这像话吗？你那些朋友同事看到了怎么想？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闭嘴！”陈德贵突然吼了一声。
表舅妈被他这一嗓子吼懵了，愣在原地。
大厅里安静得落针可闻。
陈德贵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看着我妈，看着我爷爷，看着我们一家人，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但他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避开了我妈的目光。
那个动作很细微，但我看得清清楚楚。
他避开了。
他不敢看我妈。
我妈也看到了。
她脸上的愤怒一点一点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失望，比失望更冷。不是伤心，比伤心更空。
她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让我心里猛地一揪。
“行，”她说，“我明白了。”
她转过身，从桌上拿起自己的包，从里面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五十块钱，拍在桌上。
“这是饭钱，”她的声音很平静，“两百块的礼金我们不要了，就当是给孩子的奶粉钱。这五十块是饭钱，我们八个人吃了你们半桌菜，应该够了。”
说完，她拉起我就往外走。
我回头看了一眼。
陈德贵站在原地，低着头，手里还端着那杯酒。
表舅妈抱着胳膊，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们，目光像是一根根针，扎在背上。
我二叔拽着还在骂骂咧咧的王桂兰跟在后面，我弟陈浩终于摘下了耳机，一脸茫然地看了看四周，然后慢吞吞地站起来，跟着往外走。
我爷爷和奶奶已经走到门口了。
我爷爷回过头，看了陈德贵一眼。
那个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德贵，”他说，“你小时候，你爹走得早，你妈改嫁，是我把你接过来，养了你三年。那三年，我家里也不宽裕，但有一口吃的，我分你半口。你今天日子过好了，我替你高兴。但你要记得，人活一世，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说完，他转过身，推开门，走进了腊月的寒风里。
门外的风很大，吹得门口的红色气球东倒西歪，横幅上的字被吹得卷了起来，只剩下“陈府”两个字还看得见。
我奶奶跟在他身后，佝偻着背，脚步蹒跚。
我追上去，扶住她。
她的手很凉，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得像砂纸。
“奶奶，冷吗？”
她摇了摇头，没说话。
但我感觉到她的手在抖。
不是冻的。
是气的。
我们一家人站在迎宾楼门口，冷风呼呼地往领口里灌。
我妈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了一眼迎宾楼的招牌，那上面“迎宾楼”三个大字金灿灿的，在冬日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
她的眼眶红了，但眼泪始终没掉下来。
“走，”她说，“回家。”
来的时候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回去的时候谁也没提走路的事。我二叔拦了一辆面包车，八个人挤进去，司机收了我们二十块。
车里没人说话。
王桂兰也不骂了，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街景发呆。
我爷爷闭着眼睛，手里紧紧攥着那瓶枸杞水。
我奶奶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摩挲着我爷爷的手背。
我爸坐在副驾驶，从上车开始就没说过一个字。
陈浩戴着耳机，又开始打游戏了。
我妈坐在我旁边，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
“妈。”
“嗯。”
“没事。”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我知道。”
面包车在乡道上颠簸着，路两边的田里光秃秃的，偶尔有一两栋新盖的二层小楼闪过，瓷砖贴得锃亮，在灰扑扑的村庄里显得格外扎眼。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下午两点了。
我们一家人坐在堂屋里，谁也没提做饭的事。
其实也不饿。
那顿饭虽然没吃完，但前半段确实吃了不少，肚子里是有东西的，只是那东西堵在那儿，不上不下，让人难受。
“我去下碗面。”我妈站起来。
“嫂子，别忙了，”王桂兰说，“我不饿。”
“我也不饿。”我二叔说。
我妈看了他们一眼，还是去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切葱花的声音，锅铲碰铁锅的声儿，然后是一股猪油炒鸡蛋的香味飘了出来。
我妈端着一大盆鸡蛋面出来的时候，我爷爷已经靠在藤椅上睡着了，呼吸很重，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爸，”我妈轻声叫他，“吃口面再睡。”
我爷爷睁开眼睛，看了看那盆面，摇了摇头。
“吃不下。”
“吃两口，就两口。”
我爷爷接过碗，挑了两筷子，又放下了。
“德贵这孩子，”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小时候不这样。”
没人接话。
“他妈改嫁那年，他才七岁，瘦得跟猴儿似的，蹲在我家门口，也不说话，就那么蹲着。我问他饿不饿，他点头，我给他下了碗面，跟这碗一样，鸡蛋面。他吃完抱着碗不撒手，我说锅里还有，他才松开。”
我爷爷看着碗里的面，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后来他去了镇上，做建材生意，赚了钱，娶了媳妇，盖了房，日子越过越好。头几年过年还来给我拜年，后来就不怎么来了。我也不怪他，人忙嘛，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他停顿了一下。
“但今天这事儿，”他缓缓地说，“不是忙不忙的事。”
他放下筷子，站了起来，佝偻着背，慢慢往自己房间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回头。
“德贵小时候，我教过他一句话。人穷志不短。他今天忘了。”
门关上了。
堂屋里又是一阵沉默。
王桂兰突然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掏出手机打电话。
“喂，姐，是我。对，今天去德贵家吃席了……别提了，让赶出来了……对，就是字面意思，吃到一半让赶出来了……为啥？嫌我们随得少呗，八口人随了两百，人家不乐意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她的声音很大，隔壁邻居家的狗都被她吵得叫了起来。
我妈坐在凳子上，一口一口地吃着面，吃得很慢，像是在嚼什么嚼不烂的东西。
我弟陈浩终于放下了手机，看了看我妈，又看了看我爸，问了一句：“爸，你怎么不说话？”
我爸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说什么？”
“说……今天这事儿啊。你不生气？”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放下筷子。
“生气有什么用？”他说，“你表舅家现在跟咱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了。人家在镇上做生意，来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咱们这些穷亲戚，在人家眼里就是负担，是累赘。今天这事儿，早晚都会发生，不是今天，也是明天，不是明天，也是后天。”
“那你的意思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陈浩难得地认真起来，眉头皱着。
“不算了还能怎样？”我爸反问他，“去跟他吵？跟他闹？闹完了呢？亲戚还做不做了？你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
“可是——”
“行了。”我妈打断了他，“你爸说得对。这事儿就这样了，以后他们家的事，咱们不掺和就是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知道她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我妈这个人，一辈子要强。她可以吃亏，但不能受气。今天这事儿，对她来说，不是两百块钱的事，是脸面的事，是尊严的事。
但她忍了。
不是因为她怕事，是因为我爷爷奶奶在。
她不想让两个老人跟着操心。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微信群里的消息。
我点开一看，是我们家的家族群，群名叫“陈家大院”，里面有四五十号人，七大姑八大姨都在。
消息是我二婶王桂兰发的。
她发了一大段语音，我点开听了一下，大概就是把今天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得添油加醋，声情并茂，比我亲眼看到的还要精彩十倍。
群里一下子就炸了。
“还有这种事？”
“德贵家现在这么势利了？”
“两百块怎么了？礼轻情意重，这道理都不懂？”
“我看就是他那媳妇搞的鬼，德贵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得了吧，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德贵要是没那个意思，他媳妇敢这么干？”
消息一条接一条地往外蹦，语音方阵一个接一个。
我往下翻了翻，看到有人艾特了我表舅陈德贵。
“德贵，出来说句话，今天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
没人回应。
又有人艾特了一遍。
还是没人回应。
过了大概十分钟，群里突然弹出一条系统消息。
“陈德贵已退出群聊。”
群里瞬间安静了。
安静了大概三秒钟，然后炸得更厉害了。
“退群了？他还有理了？”
“心虚了呗，没脸见人了。”
“这种亲戚，不要也罢。”
“以后他们家有什么事，别叫我们，我们不认识这号人。”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消息，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不是痛快，也不是愤怒。
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想起小时候，每年过年，表舅都会来我们家拜年。那时候他还很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一箱桔子，车筐里放着两瓶酒。
他进门就喊“舅舅新年好”，然后给我爷爷奶奶磕头。
我爷爷把他拉起来，塞给他一个红包，他说什么也不要，推来推去好几回，最后被我爷爷硬塞进兜里。
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爷爷旁边，一杯接一杯地敬酒，喝得脸红脖子粗，说话都大舌头了还在那儿说“舅舅，等我发达了，我一定好好孝敬您”。
我爷爷就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我等着”。
后来他真的发达了。
生意越做越大，从镇上做到了县城，从县城做到了市里。换了新车，盖了新房，娶了镇上粮站站长的女儿。
然后就不怎么来了。
头几年过年还发个微信，后来连微信都不发了。
我爷爷从来不说什么，但每年过年，他都会在门口站一会儿，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妈说，他在等德贵。
但德贵从来没来过。
手机又震了一下。
这次是我妈发的消息，只有一句话。
“都别说了，睡觉吧。”
群里慢慢安静下来。
我关掉手机，盯着天花板发呆。
窗外的风很大，吹得院子里的枣树枝哗哗作响。那只老母鸡不知道受了什么惊吓，咯咯咯地叫了几声。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但脑子里全是今天中午的画面。
表舅妈那个笑容，表舅那个回避的眼神，我爷爷那个平静得让人心碎的表情。
还有我妈拍在桌上的那五十块钱。
皱巴巴的，边角都磨白了。
像是攒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的。
我穿上衣服走出房间，看见院子里站着好几个人。
我大姑，我三叔，我小姨，还有几个我不太认识的远房亲戚，加起来有十来号人，全挤在我家院子里，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
我妈站在堂屋门口，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嫂子，我们都听说了，”我大姑拉着我妈的手，“德贵家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了，咱们陈家的脸都让他丢尽了。”
“就是，”我三叔接话，“他陈德贵算什么东西？要不是当年老爷子收留他，他早饿死了。现在有俩钱了，翻脸不认人了？”
“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一块儿去他家，当面把这事儿说清楚。”我小姨说，“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妈看了他们一眼，沉默了一会儿。
“不用了，”她说，“昨天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我大姑急了，“怎么能过去呢？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赶你们走，这事儿传出去，你们以后在亲戚面前怎么抬头？”
“我说不用了。”我妈的声音提高了半度，然后又降下来，“他陈德贵不认我们这门亲戚，我们也不稀罕。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谁也不欠谁的。”
院子里安静了几秒。
我三叔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被我大姑拉了一下。
“行，”我大姑说，“你说了算。但是嫂子，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以后他陈德贵家有什么事，我们陈家的人，一个都不许去。”
“对，谁去谁是孙子。”我小姨附和。
她们又说了几句，陆陆续续走了。
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妈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她们离开的背影，脸上的表情很淡。
“妈，”我走过去，“她们怎么知道的？”
“你二婶那张嘴，”我妈叹了口气，“昨天晚上在群里一说，今天早上全村都知道了。”
“那她们来……是真的想帮咱们出头？”
我妈看了我一眼，嘴角浮起一丝苦笑。
“帮咱们出头？”她摇了摇头，“她们是来看热闹的。顺便看看咱们家有没有闹起来，要是闹起来了，她们就有戏看了。”
我没说话。
我妈这个人，看事情一向很透。
“那你怎么不让她们去？”
“去了有什么用？”我妈说，“闹一场，让人看一场笑话，然后呢？日子还不是得自己过。你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不想让他们跟着折腾。再说了，跟那种人计较，掉价。”
她说完，转身进了厨房。
灶台上的大铁锅里煮着红薯稀饭，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白色的蒸汽升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厨房里那个忙碌的身影，突然觉得我妈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她不是不计较，她是知道什么值得计较，什么不值得。
中午的时候，我二叔来了。
他骑着那辆破旧的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条鱼。
“嫂子，”他把鱼递给我妈，“早上我去河里捞的，鲫鱼，炖汤正好。”
我妈接过鱼，看了他一眼。
“德福，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
我二叔挠了挠头，嘿嘿笑了两声。
“也没啥大事，就是……我听说德贵家今天又办了一桌，请的都是镇上的朋友，还有他生意上的伙伴。昨天那场是给亲戚办的，今天这场是给朋友办的。”
我妈的手顿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个工友跟我说的，他表哥在迎宾楼后厨帮忙，说今天中午的菜比昨天还好，一桌一千二百八的标准，鲍鱼海参都有。”
我妈把鱼放在水池里，拧开水龙头，哗哗地冲着。
“跟咱们没关系。”
“我知道没关系，”我二叔说，“我就是觉得……算了，不说了。”
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让我妈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你想说什么就说。”
我二叔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
“嫂子，其实昨天那事儿，不光是礼金的事。”
“那是什么事？”
“我听说……”我二叔压低了声音，“德贵他媳妇，一直瞧不上咱们这边的人。她觉得咱们家穷，跟她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逢年过节走动都嫌丢人。德贵以前还念着点旧情，后来被他媳妇枕头风吹多了，也就……”
他没说完，但我妈听懂了。
“所以昨天那事儿，是早就想好的？”
“也不一定是想好的，”我二叔说，“但肯定是有那个心思。你们家八口人往那儿一坐，她一看礼簿上那两百块，一下子就找到由头了。”
我妈关掉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德福，你说这些，是想让我去找她算账？”
“不是不是，”我二叔连忙摆手，“我是想说，这种人，咱们犯不着跟她置气。她瞧不上咱们，咱们还瞧不上她呢。我就是替老爷子不值，当年要不是老爷子，他陈德贵能有今天？”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
“德福，你记不记得，德贵他妈改嫁那年，德贵在咱们家住的那三年？”
“记得啊，怎么不记得。那时候咱们家也穷，多一张嘴吃饭，日子更紧巴了。我记得有一回，家里就剩一碗米了，咱妈煮了一锅稀饭，给德贵盛了稠的，咱俩喝的是稀的。”
“德贵知道吗？”
“他……”我二叔愣了一下，“他应该不知道吧。那时候他小，咱妈也不让说。”
“他应该知道。”我妈说，“他应该知道，但他不想记得。”
我二叔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下午的时候，我爷爷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
冬日的阳光很薄，懒洋洋地洒下来，照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那些皱纹像是刀刻的，一道一道，深深浅浅。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
“爷爷。”
“嗯。”
“你生德贵表舅的气吗？”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他开口了。
“不生气。”
“真的？”
“真的。”他睁开眼睛，看着远处光秃秃的山，“我是在想，德贵他妈改嫁那年，德贵才七岁。那么小的孩子，没了爹，娘又走了，一个人蹲在别人家门口，也不知道蹲了多久。”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
“我把他领回来的时候，他裤兜里揣着一张照片，是他爹的。黑白的那种，边角都磨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把照片压在枕头底下，谁也不让碰。”
“后来呢？”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张照片不见了。我问过他，他说扔了。我说为什么扔了，他说留着没用。”
我爷爷叹了口气。
“一个人，连自己亲爹的照片都能扔，还有什么不能扔的？”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他不是在说照片。
“爷爷，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他又沉默了。
风从院子里穿过，吹落了几片枣树的枯叶，打着旋儿落在地上。
“知道不知道的，”他慢慢地说，“人这一辈子，来来去去，聚聚散散，都是常事。他念旧情，是他的本分。他不念旧情，是他的选择。我当年帮他，是我愿意的，不是图他以后报答我。所以他现在怎么对我，我都不生气。”
他转过头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但是秀莲，你要记住，人活着，不能忘本。忘了本的人，走不远。”
我点了点头。
“我记住了。”
傍晚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我在成都的同事打来的，说公司接了一个急单，客户要求年前出方案，问我能不能提前回去。
我跟我妈说了。
“那就回去吧，”她说，“工作要紧。”
“家里……”
“家里没事，你放心。”
我看着她，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密的纹路，鬓边也冒出了几根白头发。她才五十出头，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妈，要不我过了年再走？”
“不用，”她摆了摆手，“你该忙忙你的，家里有你弟呢。”
我弟陈浩正躺在沙发上打游戏，听到这句话，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
我妈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那天晚上，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妈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个红包，塞进我的行李箱里。
“这是给你的。”
“妈，我不要。”
“拿着，”她的语气不容拒绝，“你在外面，花钱的地方多。家里用不着什么钱。”
我看着她，喉咙有点发紧。
“妈，昨天那两百块……”
“别提了，”她打断我，“钱是小事。你记住，以后不管走到哪儿，不管有钱没钱，做人要有骨气。可以穷，但不能让人瞧不起。”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行了，早点睡，明天还要赶车。”
她出去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那个红包，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她攒了多久。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成都的大巴。
车开出镇上的时候，路过了迎宾楼。
门口的红色气球已经瘪了，蔫蔫地垂在门框上。那条写着“恭贺陈府添丁之喜”的横幅被风吹得只剩下一个角还挂着，摇摇欲坠。
阳光照在迎宾楼的玻璃门上，反射出一片白晃晃的光。
我收回目光，戴上耳机。
手机震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微信。
“到了说一声。路上小心。”
我回了一个“好”。
然后我打开家族群，看到里面还在讨论前天的事。
有人说，陈德贵家的满月酒办了两天，亲戚场收了不到两万块礼金，朋友场收了将近十万。
有人说，陈德贵最近在县城买了套新房，一百四十平，全款。
有人说，他媳妇在朋友圈晒了满月酒的照片，把我们这些穷亲戚全裁掉了，只留了朋友场的那几张。
我一条一条地看完，然后退出了群聊。
窗外，大巴正驶过一片油菜花田。
腊月的油菜花还没开，只有绿油油的叶子，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耳边响起我爷爷那句话。
“忘了本的人，走不远。”
大巴继续向前开着，把小镇、迎宾楼、瘪掉的气球和摇摇欲坠的横幅，一起甩在了身后。
但有些东西，是甩不掉的。
它刻在骨子里，融在血液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就像我爷爷教给德贵表舅的那句话。
就像我妈塞进我行李箱的那个红包。
就像那个被德贵表舅扔掉、却一直留在我爷爷记忆里的黑白照片。
人活一世，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这句话，有人用了一辈子才学会。
有人，一辈子都没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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