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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服务区，堂哥一家三口点了428块的菜，堂嫂把账单推过来说你顺路结了吧，我付了自己那碗面钱，转身上了车
那天在服务区，堂哥一家三口点了428块的菜，堂嫂把账单推过来说你顺路结了吧，我付了自己那碗面钱，转身上了车
那天在服务区，堂嫂把那张打印着小票的账单推到我面前，指甲上的透明指甲油在顶灯下反着光，她说你顺路结了吧。
我看了一眼，四百二十八。
我面前只有一碗面，十八块。
我把二十块钱压在醋瓶底下，转身上了车。
后视镜里，堂哥一家三口还站在那个收银台旁边，堂哥的手插在裤兜里，没追出来。
那是去年腊月二十六，下午三点三十三分，G65高速上的一个服务区，名字我到现在都记得，叫釜山服务区。
我是从成都回达州过年，车上就我一个人，后备箱里塞了两箱酒、一箱橙子、给我爸买的棉鞋、给我妈买的降压药。
堂哥是我大伯家的儿子，大我七岁，小时候我们一起在老家那条河沟里摸过螃蟹，他把我从水里捞出来过一回，那是九几年的事，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了，反正那年冬天特别冷，我脚上生了冻疮。
后来他去了广东，我留在成都，一年见不了一次。
那天在服务区碰到是巧合，我进洗手间出来，正低头看手机，听见有人喊我小名。
一抬头，是堂哥，旁边站着他媳妇，后面跟着他儿子，孩子手里举着一根烤肠，油滴在袖口上。
堂哥瘦了，头发也白了一片，笑起来眼角的褶子能夹住东西。
他说你怎么也走这条路，我说回达州，他说他们也回，今年提前走，怕堵。
我们就站在那个卖烤肠的摊子旁边说了几句，他儿子一直闹着要吃肯德基，堂嫂说服务区哪有肯德基，孩子就蹲在地上不走了。
堂嫂看了我一眼，说要不一起吃点吧，反正也到饭点了。
我其实不饿，早上出门前我妈给我煮了六个饺子，我吃了四个，剩下的两个用保鲜袋装着搁在副驾上。
但堂哥说走吧走吧，难得碰上。
我就跟着进了那家快餐店。
服务区的快餐店你们也知道，菜是提前炒好的，装在不锈钢盘子里，保温灯照着，一份红烧肉三十八，一份炒青菜二十二，米饭三块钱一碗，汤五块。
堂哥端着盘子走在前面，堂嫂跟在后面，孩子趴在玻璃柜上看。
堂哥夹了一份红烧肉，一份糖醋排骨，一份炒鸡杂，一份蒸蛋，又拿了两碗米饭，堂嫂说再要个汤，孩子说要喝可乐。
我在旁边说我自己来，我就点了一碗面，十八块，最便宜的那种，雪菜肉丝面。
他们那桌摆得满满当当，我这一碗面孤零零的，汤面上飘着几片雪菜。
堂嫂说你怎么就吃这个，我说早上吃多了，不饿。
她说那怎么行，出门在外的，然后她夹了一块排骨放我碗里，排骨的酱汁洇进面汤里，我把那块排骨吃了，味道一般，肉有点柴。
吃饭的时候堂哥问了问我爸的身体，我说还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去年冬天摔了一跤，在床上躺了十一天。
堂嫂说老人就怕摔，她妈前年也是摔了，髋骨骨折，换了个人工关节，花了四万多。
她说这话的时候筷子在盘子里翻，找那块蒸蛋底下最嫩的部位，舀了一勺喂给孩子。
孩子不吃，说太淡了。
堂嫂就把蒸蛋倒进自己碗里，拌着米饭吃了。
吃完之后我去洗手间洗了把手，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站起来了，孩子手里多了一个冰淇淋，柜台旁边那个冰柜里拿的，十二块。
堂嫂把那张小票捏在手里，看见我过来，就递了过来。
她说，你顺路结了吧。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问你说什么。
她把小票又往前递了递，说你不是也要结账吗，一起结了吧，我们赶时间，孩子要上厕所。
我看了一眼小票，四百二十八。
我再看她，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那种很正常的、跟人说话的表情。
堂哥站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看着门口的方向，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
他儿子已经开始往门口跑了，堂嫂喊了一声别跑远，然后回头看着我，手里的票还举着。
我问她，你们那桌多少钱。
她说四百一嘛，加上你那碗面。
我说我那碗面十八。
她说对啊，四百二十八。
我把小票接过来，看了一眼，然后放在旁边的台子上，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压在那碗面碗底下。
我说，我那碗面十八，这是二十，不用找了。
然后我就走了。
我出门的时候听见堂嫂在后面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也没回头。
我上了车，打着火，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们三个人站在快餐店门口，堂哥的手从裤兜里拿出来了，垂在身体两侧。
堂嫂在低头看手机，孩子举着那个冰淇淋在舔。
我把车开出服务区，上了匝道，汇进主路。
外面是冬天下午那种灰白色的天，路边的山包上还有没化的雪，一块一块的，像旧棉絮。
我开出去大概十公里，手机响了，是堂哥。
我没接。
他又打了一个，我还是没接。
后来他发了一条微信，就五个字：你是不是变了。
我没回。
那天晚上八点多到的达州，我爸我妈在楼下等我，我妈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说怎么这么晚，我说路上堵了一段。
吃饭的时候我妈问我，你碰见你堂哥了？
我说嗯，服务区碰到的。
我妈说他也今天回来，你大伯说的。
我说哦。
我妈又说，你堂哥今年好像不太顺，他那个厂子效益不好，听说好几个月没发全工资了。
我说我不知道。
我妈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七，我去街上买东西，碰见了我大伯。
大伯在镇上摆了个摊子卖鞭炮，手里捏着一叠红纸，正在给人家写对联。
他看见我就笑，说你回来了，你爸腿怎么样。
我说还行，能走。
他说你堂哥昨晚来家里坐了一会，说你俩在服务区碰到了。
我说嗯。
大伯说，你堂哥那个人你知道的，从小就不爱说话，心里有事也不说。
我说我知道。
大伯把毛笔搁下，搓了搓手上的墨，说他在广东那个厂子，去年一年只发了八个月工资，他媳妇在那边超市上班，一个月两千八，孩子上学要钱，房租要钱。
我说我不清楚这些。
大伯说，他也没跟我说，是你大伯娘打电话问出来的。
我站在那个鞭炮摊前面，站了一会。
大伯说，你爸那个腿，你堂哥还问了一句，说要不要从广东带点什么药回来。
我说不用了，医生说就是老年病。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服务区的事。
四百二十八，他们那桌是四百一。
四百一是什么概念，红烧肉三十八，糖醋排骨四十二，炒鸡杂三十六，蒸蛋十八，两碗米饭六块，一碗汤五块，一个冰淇淋十二块。
加起来一百五十七。
不对。
我又算了一遍，红烧肉三十八，糖醋排骨四十二，炒鸡杂三十六，蒸蛋十八，两碗米饭六块，汤五块，可乐八块，冰淇淋十二块。
一百六十五。
那四百一是怎么来的。
我想了半天，没想明白。
后来我给我一个在服务区干过餐饮的朋友打电话，他说服务区的菜价是外面的两倍到三倍，有的地方更贵，你要是在那种店点一桌，四百多很正常。
我说我们就点了四个菜。
他说四个菜加饮料加冰淇淋，如果单价高，再加米饭和汤，四五百不稀奇。
我说那也不至于四百一。
他说你看到账单了吗。
我说没仔细看，就扫了一眼总价。
他说那谁知道呢。
挂了电话，我坐在我家那个旧沙发上，沙发是零几年买的，弹簧已经塌了，坐下去有个坑。
我爸在旁边看电视，电视里在放天气预报，说未来三天有雨雪。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堂哥把我从河里捞出来那次，是正月初几。
那天下着雪，河沟里结了薄冰，我踩上去，冰碎了，人掉下去了。
堂哥从岸上跳下来，水到他胸口，他把我拽上来，自己冻得嘴唇发紫。
回家之后大伯把他打了一顿，说你自己才多大，也敢往冰水里跳。
他没哭，就说了一句，他是我弟。
那年他十一，我四岁。
这事我一直记得。
但那天在服务区，我把他一个人扔在那了。
腊月二十九，我堂哥来我家送年货。
一箱牛奶，一桶油，一袋米。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我妈让他进来坐，他说不坐了，还要去别家送。
我站在客厅里，隔着那道门看他，他也看了我一眼。
他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
最后他说，那天那个钱，我回头转给你。
我说不用。
他说要转的，你嫂子那个人，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我没往心里去。
他说那就好，那我去别家了。
他转身就走了。
我看着他下楼，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旧棉衣，袖口磨得发亮，后背有一道折痕，可能是坐车的时候靠出来的。
门口地上放着那箱牛奶、那桶油、那袋米，牛奶的包装上沾了一点泥。
我妈把东西拎进来，说你看你堂哥，自己都那样了，还送这些。
我没说话。
晚上我翻了翻微信，堂哥那条“你是不是变了”还在，下面没有新的消息。
我点开他的朋友圈，最新一条是三天前发的，一张他儿子的照片，配了一句话：希望明年会好。
再往前翻，是两个月前，一张厂区大门的照片，铁门关着，门口的长椅上坐着几个人，配了两个字：散了。
再往前，是去年三月，一张他媳妇在医院走廊里的背影，配了一句话：没事，小问题。
我退出来，把手机扣在桌上。
我妈在旁边包汤圆，糯米粉沾了一手，她说你堂哥那个人，就是太要面子了，什么事都自己扛。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大伯跟我说，他今年回来的时候，身上就剩了两千多块钱，车票还是跟工友借的。
我说哦。
她说你那个侄儿，就是他那孩子，成绩挺好的，在班上考前三名，就是瘦，不爱吃饭。
我说嗯。
我妈说，你堂嫂那个人，嘴巴是厉害一点，但也不是坏人，就是日子过得太紧了。
我把那几个汤圆拿过来，捏在手里，糯米粉有点干，一捏就裂。
我妈说，你要是有能力，就帮衬一把，到底是自己兄弟。
我说我知道。
但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在想那个四百二十八。
我在想如果我当时把钱付了，会怎么样。
四百二十八，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一个月工资八千多，房贷三千，剩下的也够花。
但我不想付。
为什么不想付。
是因为堂嫂那个态度吗。
还是因为堂哥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
还是因为那句“你顺路结了吧”。
那句话说出来，就好像我欠他们的一样。
好像我在成都上班，我就应该比他们过得好，我就应该付这个钱。
但我也是打工的，我每个月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小时候堂哥对我好，想起他给我买过一袋大白兔奶糖，那袋糖我吃了半个月，每天只舍得吃一颗。
我想起他结婚的时候，我随了五百块钱的礼，那时候我刚工作，五百块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我想起他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买了一套衣服寄过去，他打电话说谢谢，声音很兴奋。
我想起这些，又想起那个服务区，想起他把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看着别处。
我想不明白。
第二天是腊月三十，我去给大伯拜年。
大伯家在村东头，一个老院子，院墙上的水泥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红砖。
大伯在院子里晒太阳，看见我来了，招呼我坐。
我坐在他旁边那个小板凳上，板凳腿用铁丝缠过，坐上去有点晃。
大伯说，你堂哥早上走了。
我说去哪了。
他说回广东了，说厂里打电话让回去，有活干。
我说哦。
大伯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别告诉你。
我说什么话。
大伯沉默了一会，从兜里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又灭了。
他说，他说那天在服务区，那顿饭是给你点的。
我愣住了。
大伯说，他本来是想请你吃顿饭，好几年没见了，他说你在成都一个人也不容易，过年回来想跟你好好说说话。
我说那为什么让我结账。
大伯说，他钱不够。
我说什么。
大伯说，他那天身上就带了两百多块钱，加了油，就剩几十块，点菜的时候他看了半天价，那四个菜是店里最便宜的四个，他算了一下，加上你一碗面，一百多。
我说那小票上怎么是四百二十八。
大伯说，我也问了，他说那个小票不是他们的，是旁边那桌的。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
大伯说，你堂嫂那个人，你也知道，好面子，她觉得你们那么多年没见，你混得好，吃顿饭让你付一下也没什么，反正也不是外人。
我说那也不能拿别人的小票。
大伯说，那个小票是隔壁桌上落下的，她顺手捡了，她以为你不会看。
我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半天没说话。
院子里的老母鸡在啄地上的米粒，一下一下的，啄得很响。
大伯说，你堂哥后来想跟你解释，你不接电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我说那他现在人呢。
大伯说，走了，早上五点的车，我送他到村口，他背了个包，就那个包，还是你以前给他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那个包是我大学时候买的，双肩包，灰色的，后来不用了，有一年回家给了堂哥。
他说他正好缺个包。
那个包现在还在他背上。
我从大伯家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照在脸上没什么温度。
我沿着村道往回走，两边是收割完的稻田，稻茬子枯黄枯黄的，风吹过来有点冷。
我走了一段，停下来，给堂哥打了个电话。
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个，还是没人接。
我发了一条微信：哥，你到了给我说一声。
发完之后我盯着那个对话框看了一会，上面显示“对方正在输入”，跳了一下，又没了。
最后他回了一个字：好。
就一个字。
我站在路边，把手机揣进兜里，继续往回走。
回到家，我妈在厨房炸酥肉，油锅里滋滋响，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把裹了面糊的肉条一根一根放进锅里，面糊在油里迅速膨胀，变成金黄色。
我妈说，你大伯刚才打电话来了，说你堂哥走了。
我说我知道了。
她说，你堂哥那个孩子，明年要上初中了，成绩好，想考县里的重点，就是学费不便宜。
我说哦。
她说，你堂哥说砸锅卖铁也要供。
我没说话。
我妈把炸好的酥肉捞出来，控油，放在一个搪瓷盆里，盆边上磕掉了一块瓷，黑铁露在外面。
她说，你吃不吃。
我说吃。
我拿了一根，咬了一口，烫嘴，外头酥，里面嫩，花椒的麻在舌尖上跳。
我吃了三根。
那天晚上守岁，我爸我妈在客厅看电视，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
外面有人在放烟花，一蓬一蓬地炸开，红的绿的，照亮了半边天，又暗下去。
我掏出手机，给堂哥转了两千块钱。
备注写的是：给侄儿买书。
转过去之后，过了大概十分钟，他收了。
然后又发来一条微信：谢谢。
就两个字。
我看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我想起大伯说的那句话，他说那顿饭是给你点的。
我想起那个服务区，想起那碗面，想起那块洇进面汤里的排骨。
我想起堂哥站在收银台旁边，手插在裤兜里，眼睛看着门口。
他看的是门口，还是看的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
后来我翻了一下那天的小票照片，我当时顺手拍了一张，存在手机里。
我把照片放大，看上面的明细。
那上面确实不是我们的菜。
最上面一行是四个菜，一个干锅肥肠，一个水煮鱼，一个辣子鸡，一个蒜蓉粉丝蒸虾。
这四个菜加起来三百六。
底下是酒，一瓶白酒，一百二。
再底下是饮料。
加起来四百二十八。
而我们那桌，四个菜，两碗饭，一碗汤，一个冰淇淋。
一百六十五。
我算了很多遍。
一百六十五。
那天堂嫂推给我的那张票，是别人桌上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了很久。
也许她是真的觉得我该付。
也许她是觉得我付得起。
也许她只是顺手，没想那么多。
也许她想了，就是想让我付。
我不知道。
我也没法问。
事情过去快一年了。
今年过年堂哥没回来，说厂里加班，走不开。
大伯一个人在家，我给他送了两瓶酒去，他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把酒拿在手里看了看，说这酒贵吧。
我说不贵。
他说你堂哥今年又不回来，他那个孩子长高了不少，上次视频，都快赶上他爸了。
我说那就好。
大伯说，你堂哥在那边租了个房子，两室一厅，一个月一千二，他媳妇在超市升了组长，一个月多三百。
我说那还行。
大伯说，他说今年攒了点钱，把借的还了，剩下的留着给孩子上学。
我说嗯。
大伯把酒放在脚边，又摸出一根烟，点上。
他说，那天的事，你堂哥后来跟我说了，他说他对不起你。
我说没有的事。
大伯说，他说他那个人就是嘴笨，心里有，说不出来。
我说我知道。
大伯吸了一口烟，烟从鼻子里出来，在冷空气里散开。
他说，你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别因为这点事生分了。
我说不会。
从大伯家出来，我站在那个老院子门口，看了看院墙上那几块掉了水泥的地方。
我想起有一年夏天，我和堂哥在这个院子里打枣，他爬到树上，我在下面捡，枣子砸在头上，疼得我直叫。
他在树上笑，说你别动，我扔准点。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开车回成都的路上，又经过了那个服务区。
我把车停进去，去了那家快餐店。
店里还是那样，不锈钢盘子里装着菜，保温灯照着，收银台后面站着一个不认识的大姐。
我看了一眼菜单，红烧肉还是三十八，雪菜肉丝面还是十八。
我在那个位置坐了一会，就是那天我坐的位置。
旁边那桌现在坐着一家三口，孩子在吃薯条，爸爸在刷手机，妈妈在喂孩子。
我点了一碗面，十八块。
吃完之后我去结账，掏了二十块钱，说不用找了。
收银的大姐看了我一眼，说现在很少有人用现金了。
我说我知道。
我走出快餐店，站在门口，看着停车场里来来往往的车。
有人在搬行李，有人在打电话，有人蹲在车旁边抽烟。
风从高速公路上吹过来，带着轮胎和柏油的味道。
我想起去年腊月二十六那天，也是在这个位置，堂哥喊我的小名。
他喊的那一声，跟小时候在河边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站在那，站了一会。
然后我上了车，打着火，开出了服务区。
后视镜里，那个服务区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高速路的尽头。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我要是不走，把那四百二十八付了，后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或者我要是接了堂哥那个电话，听他说完那句话，是不是也不一样了。
可我没付，也没接。
这事我讲完了，心里还是没底。
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亲戚之间，一顿饭，一个钱字，最后闹得谁都不舒服。
换作是你，那天在服务区，你会把那四百二十八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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