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到阿联酋工作3个月，有次不小心摘下阿拉伯女子头纱，她给了我两个选择

平凡可贵h

我刚到阿联酋工作3个月，有次不小心摘下阿拉伯女子头纱，她给了我两个选择

我这件事憋了很多年，讲出来也不算光彩。

我叫周成，今年四十六岁，川南青溪县人，早些年在镇上修鞋，后来跟着熟人到了阿联酋，在一处工人宿舍旁边摆了个修鞋摊。摊位不大，一张旧桌子，一盏白灯，脚边放着工具箱，锥子、胶水、鞋楦都按顺手的位置搁着。来找我的多是工地上的中国人，也有附近商场的保洁工和送货司机。我的合伙人叫马哈茂德，是个跑快递站的本地人，三十多岁，话少，见人只点头。

我到那边才三个多月，阿拉伯话只会说些买卖鞋子的词，连人家的姓都记不住。马哈茂德看我干活仔细，常把商场里坏了的皮鞋送来，说你慢慢修，钱月底一起算。我那时想着只要熬过一年，回县城给女儿交上补习费，家里那间漏雨的瓦房也能重新翻一遍。谁知道，麻烦先从一条鞋带上找了过来。那天是星期四，商场下午人少，一个穿黑色长袍的女人拿着高跟鞋站在我桌前，她的脸被头纱遮住，只露着两只眼睛。

她把鞋放下，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鞋跟松了，我听懂一半，便伸手比划着让她坐下。鞋跟卡在缝里，我用小钳子夹了几下，女人忽然抬手去捂鞋面，袖口碰到了桌边的胶水瓶。瓶子倒下去，我赶紧起身去扶，肩膀撞到她的手，她脸上的黑纱被我手背带住，往下一滑，露出了半边脸。她立刻往后退了一步，我也僵在那里，手里还捏着那根鞋带。旁边经过的两个小伙子停了一下，马哈茂德从快递站探出头，冲我喊了句阿拉伯话。那女人低头把头纱重新整理好，拿起鞋子就走。

那天晚上，我没敢收摊。

第二天一早，马哈茂德拿着一张纸来找我，说昨天那个女人叫娜迪娅，是附近诊所的护士，她的哥哥在商场做保安。纸上是她哥哥写的，说我当众碰掉她的头纱，必须给个说法。我说不是故意的，马哈茂德说他知道，可这里的人未必只听故意不故意。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商场管理员来了，旁边跟着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让我收拾东西，跟着去办公室。我的手指在工具箱盖上按了好几下，才把扣子扣住。

事情比我想的更麻烦。

办公室里坐着商场经理、娜迪娅的哥哥，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男人，他是娜迪娅的父亲。父亲一直看着我，没有骂，也没有拍桌子，只问我为什么伸手。我把胶水瓶倒下的事说了一遍，经理翻译给他们听，哥哥冷着脸说那也不能碰她的头。马哈茂德替我说了几句，说我在这里干活规矩，平时连女客人的鞋都让她们自己放到桌上。哥哥说规矩是规矩，结果是结果，不能因为他来自外地就算了。经理最后让我交一笔赔偿，还要在商场门口向娜迪娅道歉。

我把身上的钱全掏了出来，连回宿舍的车费也算进去，离赔偿还差一截。马哈茂德说先别急，他可以替我垫，可我知道他自己也有两个孩子，快递站的房租压着他。我说我去借，他没接话，只把那张纸折好，放在我的工具箱上。到了下午，娜迪娅自己来了，她没有坐，只站在桌边看我修一双旧男鞋。她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警察那里，把这件事按侵犯处理，另一个是你跟我去我父亲家，当着家里人说清楚，赔偿的事由我来挡。她说得很慢，最后又补了一句，第二个选择不会让你轻松。

她说完就走了。

我那晚给妻子打电话，只说商场出了点麻烦，没敢说头纱的事。妻子问我是不是又跟人争嘴，我说没有，她在电话那头叹气，说你在外面别逞能，咱家不缺你这一口气。我挂掉电话后，独自坐在宿舍楼道的台阶上，闻见楼道煤烟味，手上的胶水还没洗净。马哈茂德从下面上来，递给我一杯水，说去警察那边未必坐牢，但商场会把你赶走，回国机票也得自己买。我问他去她家是不是会被打，他说不会，至少她父亲不会，哥哥就说不准。

可谁知，第二天来找我的不只是娜迪娅的哥哥。

商场里有个卖香水的胖老板，叫哈立德，他听说我要去娜迪娅家，便在摊位旁边笑，说中国人手脚快，连女人的脸都想看。我没理他，他又对旁边的人说，这种人不给点颜色，以后谁都敢碰。那天来修鞋的几个工人听见了，有人劝我忍一忍，有人说不能低头，老乡群里也有人发消息，说阿联酋女人的头纱碰不得，真闹大了要坐牢。只有马哈茂德把快递单一张张码好，像没听见一样。

我心里窝着火，偏偏还得给人补鞋。

下午，商场保安把我的摊子围了起来，说有人投诉我态度不好，要求我暂时停工。我说我哪里态度不好，那个保安说你先把昨天的事情解决，再问这个。哈立德站在远处看着，手里捏着一瓶香水，脸上带着笑。马哈茂德走过来替我收桌上的鞋，我说不用你管，他说你先把嘴闭上，别把小事弄成大事。那句话让我更难受，我把锥子拍在桌上，差点扎到自己的手。

那一刻，耳朵里嗡的一声。

当天晚上，娜迪娅又来了，她穿着浅色外套，头纱包得很严，手里拿着一张诊所的工作证明。她说父亲同意第二个选择，但哥哥不同意，商场也不想继续留我。她问我能不能明早跟她走一趟，去她家把事情说完，我问她为什么要帮我。她低头看着那双修了一半的鞋，说这是我父亲的鞋，他上个月摔伤，鞋底开了，别人都不肯修，因为鞋上有泥。我说修鞋不看泥，她说我知道，所以才来找你。

我本来以为她只是想把麻烦压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娜迪娅坐车到了老城区的一栋房子前，门口放着几双旧拖鞋，墙上挂着晒干的布巾。她的母亲开门后看了我一眼，没有请我进去，只让娜迪娅把鞋拿到院子里。我坐在低矮的凳子上补鞋，哥哥站在旁边问我什么时候离开阿联酋，父亲坐在门廊下，手里捏着一串念珠。娜迪娅把事情重新说了一遍，她没有替我加一句，也没有把自己被胶水瓶撞到的细节藏起来。哥哥说只要他愿意去警察那里，我就会被带走，父亲却抬手让他别说了。屋里有人端来茶，没人动，杯子放在小桌上慢慢凉下去。

我把鞋底重新粘好，又用线缝了一圈，父亲试着站起来，脚刚落地就皱了眉。娜迪娅问我还差多少钱赔偿，我说不用了，鞋修好就算了。哥哥冷笑，说你倒会装大方，前面碰掉我妹妹的头纱，后面又说不要钱。我的脸一下热起来，问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说要我跪下来认错。娜迪娅说哥哥，别这样，父亲咳了一声，哥哥才往后退。父亲看着我，用翻译软件慢慢说，女人的脸不是给陌生人看的，你没有恶意，可你确实碰到了。马哈茂德在门外等了很久，见我出来，只问了一句，事情完了吗。

我说还没完。

回到商场，经理把我叫进办公室，说有人正式投诉，要求我离开摊位。那封投诉信上没有娜迪娅的签名，只有哈立德的名字和三个保安的证词，说我故意拉扯女人头纱，还在店里辱骂顾客。经理问我有没有证据，我说有监控，他说监控只拍到我伸手，没有拍清胶水瓶。马哈茂德说快递站门口的摄像头拍到了全过程，经理却说那是别人的设备，不能算。我的护照在宿舍，工作合同压在中介手里，真要被辞退，连回去都不由我。

那天下午，娜迪娅没有来。

我在商场后门等到天黑，给她发了几条消息，都没有回。马哈茂德说她哥哥把她的手机收走了，父亲病情也不好，家里这两天乱成一团。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快递站有个小伙子给诊所送过药，听到几句。晚上回宿舍后，我看见自己的行李被翻过，床上的衣服堆在一起，工具箱也被挪到了门边。宿舍管理员说有人来找过我，问我在哪儿，他没说是谁。那些天我每天都在商场附近绕，修鞋摊没了，手却总不自觉去摸裤兜里的小钳子。

我差点就买了回国的票。

直到那双鞋又被送了回来。

送鞋的是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他把鞋放在桌上，说这是他外公的，娜迪娅让他送来。鞋底刚粘好的地方被水泡开，针脚也断了几处，我问他什么时候弄成这样，他摇头说不知道，只说姐姐叫我来。鞋里夹着一张纸，上面只有一行翻译过来的话，明天早上到诊所后门。我把纸折起来放进工具箱，男孩已经跑远了。那张纸后来不见了，我翻遍了床底和行李袋，也没有找到。

第二天早上，诊所后门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娜迪娅站在车旁，脸色很疲惫。她说父亲昨夜突然喘不上气，被送进了医院，哥哥去办手续，家里没人能证明她昨天在商场。她把一个塑料袋递给我，里面是那双旧鞋，还有一张商场监控的备份光盘。她说这是她从保安室拿出来的，不能让哥哥知道。我问她为什么冒这个险，她说如果你被赶走，哈立德会把事情说成另外一个样子。

她把选择重新摆到了我面前。

她说你可以拿着光盘去警察那里，证明自己没有故意碰她，商场会有人替你作证，但我哥哥可能会因此坐牢，因为那封投诉是他让人签的。她又说，你也可以把光盘交给经理，只证明胶水瓶倒了，不提哥哥的事，这样你大概能留下，家里也不会再追究。她说完看着我，问你选哪个。我问她第三个呢，她说没有第三个。她说你若想回国，我可以请人把机票送到宿舍，赔偿也由我慢慢还。她说这些话时，手一直压着自己的袖口，没有抬头。

我把光盘放回塑料袋，说先去医院看看你父亲。

医院走廊里坐着她的母亲和哥哥，哥哥见到我就站起来，说你还来干什么。娜迪娅挡在我前面，说他是来送鞋的，父亲的鞋开了。哥哥说鞋什么时候不能送，偏要挑这时候，我问父亲住哪间病房，他说不用你管。旁边护士推着车过去，几个人都往墙边让。娜迪娅忽然说你要是想把我哥哥送进去，就现在把光盘拿出来，我没有说话，马哈茂德在后面轻轻碰了我一下。走廊尽头传来轮子声，我一直盯着那辆车，等着它停在病房门口。

父亲醒着，鼻子上戴着管子，床边放着一双拖鞋。娜迪娅把旧鞋递过去，说鞋修好了，他抬手摸了摸鞋面，又指了指我。她用本地话说了一阵，父亲听完后朝我招手，让我靠近些。翻译软件里传出他的声音，他说你把鞋修好，就把人送走，别在门口站着。他问我是不是要告哥哥，我说还没决定。父亲看了哥哥一眼，说他年轻，做错事会自己承担，可你若留下，也别拿这件事天天压着他。哥哥坐到床边，脸上的硬劲散了一点，说我没有让人碰你，我只是想替你出口气。娜迪娅说你让哈立德去写投诉，就是想把他赶走。

父亲把那双鞋推到床脚，声音很轻，却让屋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鞋底沾了泥，洗干净就行，别把泥带到别人家里。

我没有交出光盘。

我拿着塑料袋去了商场经理办公室，把监控放给他看，画面里胶水瓶先倒，女人的手再碰到我的肩，头纱才往下滑。经理看完后让翻译重放了一遍，又问我愿不愿意接受内部调解。我说可以，但投诉信里关于故意拉扯和辱骂的内容必须撤掉。哈立德很快被叫了进来，他一进门就说监控不能说明全部，我问他为什么写我辱骂顾客，他说大家都这么说。马哈茂德把快递站的门口录像也调了出来，画面里哈立德站在远处，对着保安比划了半天，几个保安后来才围住我的摊子。经理看完没有骂人，只让哈立德重新写一份说明。

哈立德说你们外地人就会抱团，出了事互相护着。

我说你也可以不护我，但别替我添话。

这句话说完，谁也没接。

调解一直拖到傍晚，商场答应让我留下，却把摊位挪到地下层，租金少收一些，赔偿也不再追。娜迪娅的哥哥没有坐牢，只在投诉记录上签了撤回，哈立德后来没再来找我。马哈茂德说地下层人少，修鞋钱会少一半，我说少一半也能干，他说你倒是想得开。我说不想开也没别的路，他听完笑了一下，转身去搬桌子。搬到一半，他忽然问我光盘呢，我说交给经理了，他没再问。

娜迪娅的父亲住了小半个月医院，出院那天，她把一只旧工具箱放到我的摊前，说这是她哥哥从仓库里找出来的，里面有几把本地鞋匠用的刀。她说你拿着吧，算修鞋钱，我说这个太贵，不能收。她说你要是不收，我就把那双鞋拿回去，父亲说过修鞋要付钱。我看着工具箱上的铁扣，问她父亲现在怎么样，她说能坐起来了，还是不肯好好吃药。她哥哥站在远处，冲我点了下头，没有走过来。

那只工具箱在我的摊上放了很久。

后来，娜迪娅隔三差五来修鞋，有时是她母亲的凉鞋，有时是父亲的拖鞋，她从不坐在摊前，只把鞋放下，过一会儿再回来取。我们之间没有再提过那天头纱的事，她也没问我为什么没把光盘交给警察。她有一次说诊所要换地方，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工作，我问那边远不远，她说坐车要大半天。我说那以后修鞋找谁，她笑了笑，说你可以不修。那以后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马哈茂德说她哥哥去了北边找活，父亲的病也不知道有没有好。

这根线一直没有接上。

三年后，我回了川南青溪县，在老汽车站旁边重新支了个修鞋摊，女儿已经在镇上的药店上班，妻子把屋顶翻好了。马哈茂德偶尔发来消息，说快递站换了老板，商场地下层也改成了卖家电的铺子。那只旧工具箱我带回了家，里面的刀没有全带回来，有一把细窄的刀不知什么时候没了。妻子问我是不是落在国外，我说可能吧，她便把工具箱推到柜子下面。

今年入冬以后，我每天上午在车站旁边修鞋，女儿下班会绕过来给我送饭，饭盒放下就去旁边买菜。那天她蹲在桌边，看我给一双棉鞋换底，问我这把刀是哪儿来的。我说一个熟人送的，她又问那个熟人现在在哪儿，我说不知道。她把饭盒打开，夹了一筷子土豆丝放到我碗里，站起来时碰了碰柜门，里面的工具箱轻轻晃了一下。

女儿说，爸，饭凉了就不好吃。

我把鞋底压紧，等胶水慢慢定住，柜门缝里露出一小截铁扣。

恐龙高新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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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熊吃草

这也太强了。。

多喝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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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呀

确实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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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竹的一天

政策解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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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后续哈哈哈哈

文竹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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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标题就挺吸引人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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