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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给了蒋介石抗日的底气
1937年11月19日，在淞沪会战完全失利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
蒋介石说：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抗战，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到什么时候，才定了下来呢?我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
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祗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
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画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
这段话很有意思。
长期以来，人们讨论蒋介石的抗战准备，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攘外必先安内”上，争论他为什么迟迟不肯与日本决战。但蒋介石自己给出的答案，却是另一个角度。
在他的演讲中，问题并不在于想不想打，而在于有没有把握去打，作为国家负责者，他不能漫无计划地将国家葬送。
在蒋介石看来，真正让他获得抗战信心的，不是军队扩编了多少，不是买到了多少德国武器，而是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足以支撑长期战争的大后方。这个大后方，就是四川。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内部便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中日全面开战，中国究竟依靠什么战胜日本？
从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军事力量等各方面来看，中国都远远落后于日本。如果双方打一场速战速决的全面战争，中国几乎没有胜算。
既然速战速决看不到希望，那么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长期作战。而长期作战的前提，是拥有一个能够长期支撑战争的战略后方。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距离前线不过数百里，国民政府被迫迁往洛阳办公。虽然危机最终解除，但这次事件让国民政府意识到首都很不安全。一旦全面战争爆发，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都将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中心区”——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成了军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参谋次长杨杰专门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
结论是：南京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不具备能与战争和可能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成都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把国防线划定在大约东经113度线上——大体上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他说“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
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众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
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看好四川：“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
大家都觉得四川很重要，但问题是四川却并不属于南京政府，至少，不完全属于。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大小军阀彼此攻伐，自成一个独立的混战小天地。蒋介石能打垮新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军事巨头，却对四川军阀无能无力。
对蒋介石而言，想把四川变成未来抗战的大后方，首先必须把四川纳入中央控制。
机会很快来了。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即将进入西南，给四川省主席刘湘造成了巨大压力，蒋介石利用这一契机，采纳杨永泰的建议，以政治渗透的方式，不断加强中央势力在四川的存在，逐步架空刘湘。
1935年3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巡视，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踏上四川土地，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看到四川的战略价值。
重庆控制长江上游，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四川拥有全国最多的人口，同时又拥有天然的地理屏障。对于一个准备进行长期战争的国家来说，这里几乎是理想的后方基地。
这一时期，蒋介石频繁巡视川、滇、黔三省，还说：“西南对于国防上重要，将来对外作战时，西北与西南必更形重要，余不可不未雨绸缪，而早为之所也。”
通过推进“剿匪”和整顿川政，在四川问题上，中央越来越强势，以1935年11月重庆行营设立为标志，中央势力已经深入四川政治、军事和财政体系，四川虽然仍由刘湘主持局面，但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南京政令难以进入的独立王国。（详情请阅读之前的文章《50万川军俯首听命：蒋介石反难刘湘，杨永泰智取西蜀》）
贵州的情况差不多，王家烈既打不赢红军，又不敢反抗中央军，知难而退，交出了贵州大权。
至此，一个以四川为核心，贵州、云南为侧翼的西南战略后方逐渐形成。
蒋介石信心满满，他说：“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还说：“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
很多人觉得这些话太浮夸，但从后来抗战脉络来看，蒋介石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发达、最富庶的地区相继沦陷，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崩溃，支撑它继续坚持下去的正是四川。抗战期间，全国数百所学校、数千家工厂、无数科研机构和政府机关迁入西南，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四川成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兵员和粮食供应基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1935年入川后获得抗战底气，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战略判断。
1935年，是蒋介石抗战态度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的抵抗是局部的、被动的和应付式的，在此之后，他才开始部署对日全面作战准备，包括兴建国防工事，购买先进装备，发展军事工业，全国整军计划，修整交通通信，改革币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等等。
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既有华北事变，导致蒋介石退无可退，也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实力已大为削弱，基本失去了威胁，而尤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蒋介石基本控制了川黔两省，有了持久抗战的根据地，解除了对日作战的后顾之忧。
1936年初，蒋介石在《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的讲话中说：
“我亲自督率军队，不断追剿，一面剿匪，一面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日本看到这种情形非常不安，......所以他无论如何总要想方法来打破我们统一川滇黔三省以奠定整个国家生存之基础的计划。”
蒋介石不断强调四川（大西南）重要性，是因为当他掌握四川的时候，他掌握的不仅是一个省，而是中国继续打下去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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